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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大是中国转变的强劲开端

时间:2015-05-18 17:47来源:公众媒体 作者:郑永年 点击:
郑永年:没想到十八大后中国发生如此大转型 作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,中国问题专家
     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转眼间过去两年。从学者的角度来看,当时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悲观,认为十八大的召开并不顺利,充斥着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。
      中国改革开放30年,虽显现诸多问题,但已在30年间从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,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第一,这是了不起的成绩。
      一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肯定面临问题——欧美的转型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,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改革。
      然而,此前的领导人在问题的面前放慢了改革的脚步,导致“无改革”成为常态。为此我曾认为既得利益和寡头已经初步成形,悲观于中国仍然没有动力打破“无改革”的状态。
      但我没想到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。
      十八大才过去两年,新政府下的中国却已有焕然一新之感,改革这潭死水被搅开。为了改革,权力和制度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,从思路和方法的改变也能看到新政权动了真格。
      十八大后,七常委亮相。这已是两年多前的一幕。
      “体制集权”非“个人集权”
      十八大后的一年主要是“集权”并反腐,为接下来的改革做好准备。
      一年前,三中全会强调经济社会领域的市场化,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,法治是当仁不让的主旨。我认为习近平的目标不仅是做好两个任期,而是在规划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蓝图——此思路在近两年的改革中已能捕捉。
      中国已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,特点是政治利益多元化。在这种背景下,中国会出现有利于整体利益的正式制度,以及为一些个别利益服务的非正式制度,如果后者压倒前者,那么危机就不可避免,因此正式制度体系需要新的顶层设计。
      现在可以看到,中央成立的各领导小组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“顶顶层”设计,此外还有重新设定全国人大的作用、强调落实法治并且改进司法制度。这些都是顶层设计,都为了整体国家民众之利益。
      顶层设计重在最高领导机构的权力结构重建。十八大之前,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,被称为“九龙治水”,高层的权力涉及9个常委,每人管一块,这种分权对中国来说很不好,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,相当于高层的“分封制”,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的例子。
      分权也有实际效用的差异,邓小平当年的地方分权令地方和企业改革动力充足——这是有效分权。相较之下,十八大之前应称之为“分散”而非分权。如果西方是三权分立,那么此前中国是“九权分立”,十八大之前的国家管理低效。我想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自身也有体会——他们十八大之前就在政府中。
      十八大后,这种“分散”状态已经被打破,改变的方式即为“集权”。有人担心是否重现过去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个人集权,但我认为现在是体制上的集权而非个人的集权。
      以习近平担任组长的4个领导小组而言,以前的领导小组也很多,但是组长、副组长以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公开。相比之下,现在都正式公开了,正式化意味着可以制度化,非正式的组织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作权力的媒介。
      新的最高权力运作改变了过去各人管一块的模式。在4个最高领导小组中,习近平是组长,李克强是副组长,其他常委分配到不同的组中,有效提高了协调性。不然中国好多事情都没法协调,外交不协调,内政不协调,利益掣肘之下难以推动改革。
      同时出彩之处还在于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了,习近平站出来表示承担组长一职。可能是习近平的个性原因,但是我觉得很好。在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国家中,总统和首相都是负责人。有官员曾私下对我称赞“集体总统制”好。但是任何制度都得有人出来负责,以前的分权制度没有人负责。
      因此,现在的制度化集权非常好。十八大后习近平表示“肉吃完了要啃骨头”。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很穷,穷则思变。现在要改革,既得利益群体不想改,他们过得很好。此时,只有集权才能打破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:打破寡头。
      反腐反寡头
      即便现在,中国仍然继承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,在经济领域每一块存在一个寡头。这种情况也见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,最典型的莫过于俄罗斯的石油寡头。
      乌克兰现在的问题也是寡头问题。世界媒体都认为乌克兰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干预,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经济寡头变成政治寡头。一个寡头一个政党,寡头之间相互斗争,因此国家毫无希望,证实了内忧才会导致外患。十八大前,我们观察到有些经济寡头正在转向政治寡头,开始干预政治。一旦他们转向成功,中国也会陷于泥潭。
      此前,我认为十八大以后改革动力仍然不足,主要也是基于对既得利益群体长大的判断。我曾感叹毛邓以后的一些领导人似乎没有大局观念了,都是以个人利益、家庭利益和小圈子利益为主,周永康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虽然毛也犯了很多错误,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为了整个社会和国家。
      令人吃惊的是,新政府看到了利益集团成长将带来的危害,这两年新政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寡头,而反寡头最重要的方式即反腐败——也是本届政府最令人称道的工作。这次反腐败区别于以往的特点也在于集权。反腐败一定要集权,不然既得利益集团比反腐机构的权力还大,何谈反腐?
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在反腐,但是反腐败部门的权力不够,每个时代只是抓一个典型,比如陈希同和陈良宇,但是腐败越来越多。中国不整治寡头就很麻烦,这届政府判断得很准。反腐败也有机遇,这届不反,后面就很难了。如果寡头成长足够大,权力结构就难以扭转,政府职权会弱化。(责任编辑:江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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